香港勞力短缺問題，迫在眉睫，解決不當，非但有礙復常步伐，還將損害長遠競爭力，譬如三跑便恐受累人手不足而無法順利開展工程。昨有消息指，當局正研究澳門模式，制訂針對建造業和運輸業的外勞特別計劃，即准許受聘外勞返回內地居所，毋須強制留港，對於類似趨利避害的建議，各界既是樂見其成，也期望可續群策群力，探索更多實事求是的解困辦法。

　香港勞動人口減少，乃鐵一般事實，絕不能放任不管。最新勞動人口降到376.6萬，較2018年大減約24萬，配合失業率低至3.3%，即近全民就業，反映當前「有工無人做」窘況有多嚴重。當市場根本不夠勞力，單靠調高薪酬作用恐不太大。

　澳門模式的可取之處，乃透過輸入內地勞工，放工後可返深圳、珠海等地家中，從而把居住相關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一來，對比輸入海外勞工，聘請家在彼鄰的內地勞工，就不會佔據香港珍貴的土地房屋資源，包括推高樓價和租金。二來，做法也可免去居住相關的隱性聘用成本，反之聘請外傭就須僱主提供住處，現時的護理員和建築外勞亦有由院舍或中介提供宿舍甚而劏房。近年新加坡以至卡塔爾的經驗更顯示，倘無法保障好外勞居住環境，還可能引發示威和人道問題。

　澳門模式能否解香港之困，當然還需要充分研究、論證，香港的實際情況也與澳門千差萬別；然而，香港針對建造業和運輸業先行開放，則可充分發揮近水樓台優勢。比如因應三跑建築工人吃緊，內地援兵通過港珠澳大橋即可直達；運輸業特別是跨境金巴、旅巴的司機不足，內地勞工尚可於內地境內直接交更。中長期而言，由北部都會區到交椅洲人工島的建造工程，皆可沿用上述模式。其優點還體現在減少擾民，因內地勞工不虞深入市區，似透過船上用膳來應對旅客擠擁問題般。此外，當一個環節的勞力需求得以滿足，相關人員也可騰空至別的領域，如原來的機場地盤工可轉到其他地區工作，原來的跨境司機亦可轉職本地司機，甚或轉到待遇更佳的行業或工種。

　須提醒是，任何外勞的引入，必須避免損及本地勞工利益。特首李家超日前已強調，當局有既定政策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和收入，例如在輸入外勞時其工資不能低於行業入息中位數；如此，便可確保不會為廉價外勞中門大開，同水平薪酬下本地打工仔的競爭力無疑大有保障。同時，根據實質勞力需要來制訂外勞上限，在整體勞動力大減廿多萬、本地失業率又近乎全民就業的基礎上，除非兩個情況有變，否則適當引入外勞實不為過。

　其實，澳門模式的一大內核，尚在於站到大灣區視角來解決香港問題，繼而發展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香港模式。當中固然涉及思維改變，還須理順兩地可能涉及的政策、交通等對接問題，包括研究為相關內地勞工提供特別過關辦法或乘車月票之類。站得更高、望得更遠，大灣區視角也有利於長遠拓闊市民就學、就業甚而退休等方方面面的空間;勞工事宜作為其一，在澳門成功經驗面前，香港誠宜進一步善加利用「一國兩制」優勢。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