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同此凉热——对于这句话，最近我们的感受可能要更深一些。结构简单的病毒正在侵扰复杂而精密的人类社会。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从流水线到华尔街，很多地方都在感受着震动。

　　其实，纵观人类疫情史，小小病毒一直影响城市的兴衰、社会的枯荣、文化的起落，这种影响力甚至比战争和革命更为深刻和全面，因为疾病侵蚀着文明的核心和根基——人类的躯体和心灵。

　　除了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乃至诗人都曾努力寻觅疫情的真相，它造成的伤害超过最残酷的战争，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把公元前430年发生在雅典城内的一种可怕的流行病称为“瘟疫”，“雅典城里的人像羊群一样死去”。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及灭虫的记载，《史记》也用“疫”“大疫”表示疾病的流行。汉末三国时期的建安七子，有5人死于疫情泛滥期。1957年，香港流感大爆发，有报章把流感influenza一词译作“燕虎鳞沙”，凸显它来势汹汹。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崇桢十六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 以山西地区为起点，中国北方地区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且极严重的鼠疫灾害，北京城也是重灾区之一。明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李自成两天攻下固若金汤的京城，鼠疫也算是帮了忙。

　　研究医学史的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曾在《疾病改变历史》中探讨过，常胜将军拿破仑为何在远征莫斯科时大败而归，把一支60万人的大军几乎全部葬送在俄罗斯荒原。以前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俄国的寒冬和战斗民族的誓死抵抗，这也许都是对的，但卡特赖特认为，真正葬送拿破仑大军的是小小的斑疹伤寒细菌。实际到达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人数不到10万，来去沿途都因患病损失了大量兵员。斑疹伤寒击垮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的野心。

　　在此之前，黑死病肆虐中世纪欧洲，影响更深。黑死病的名字来自于在丝绸之路上航行、停靠在西西里岛港口的水手皮肤上的黑色斑点。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笔下，房子空空、城镇废弃、乡村潦倒、尸横遍野;整个世界沉浸在万籁无声的可怕寂静之中。他提到，史家在被要求描述类似的灾难时默不作声，医生智穷力竭，哲学家耸肩皱眉，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他用这样的语句结束描述：“后人会相信这样的事吗?连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也不能相信。”

　　这一时期诞生了著名的“鸟嘴医生”形象，“鸟嘴”是口罩的祖师爷，里面放了香料，保护医师免受瘴气和尸臭侵扰;长袍由多种布料编织而成，外层涂有蜡，避免血液吸附，可以说是隔离衣的原型。

　　疫情催生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推动了医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对社会演变的塑造丝毫不亚于经济危机和政变。

　　1832年，霍乱侵袭巴黎，导致1.9万人丧生。一种阴谋论宣扬，不得民心的国王路易·菲利普政府使用砷在井水里下毒。警察和军队几乎无法控制随后发生的暴力反抗。

　　1918年大流感，全球1/3人口感染，美国0.6%人口死亡。在记录这场瘟疫的著名读本《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作者约翰·巴里说，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

　　疫情改变着历史，但总有一些品质不分时代、不分国籍地延续。任何时期，面对疫情有恐慌、有歧视，也有从未间断的善意。善意可能来自民间，清朝的乡贤们“丝捐、铺捐”，组织慈善力量救疫;善意也来自普通人，在城市交通停摆时，有志愿者瞒着家人接送医护人员。灾难来时，“做点什么”是人性的本能反应。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说，传染病是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之一。《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中有如下一段陈述：“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