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钟鼓楼，都是古城里时间的守望者。

　　在老一辈们的眼中，它们代表着记忆里城市的最高点。在旧屋平房四散于尘烟之前，古城的居民们总是习惯仰望城中高大的钟鼓楼，向外人吹嘘的时候，也不免夸张地称之“半截还在天里头”。对于长辈们来说，面目沧桑的钟鼓楼记录着年少轻狂时的故事。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它们也象征着灯红酒绿的闹市区。即使在今天，处在城市中心的钟鼓楼，依然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方，无论是西安钟鼓楼附近的回民街，北京钟鼓楼不远处的什刹海，还是杭州以鼓楼为起点的南宋御街，都在古朴中透露出盎然的生机。

　　钟鼓楼承载着岁月的旧迹和新痕，时光在这里仿佛折叠了一般——帝王在楼头俯瞰他的国土，将军在楼上巡视他的城池，老人们倚在楼边晒着太阳，年轻人则在不远处彻夜狂欢。正如作家刘心武所言：

　　“钟鼓楼高高地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古都的巅峰在哪里?

　　钟鼓楼独特的地位，最初来源于其特殊的职能。

　　在古代，居民们对于时间的流逝，大多以击鼓撞钟的更次为准——每天夜里为五更，入夜的定更和清晨的亮更(也称五更)要先击鼓后撞钟，深宵从二更到四更都是只击鼓不撞钟，这就是所谓的“晨钟暮鼓”。

　　作为古老的报时工具，钟鼓楼大多修筑在城市的正中心，使钟声和鼓声能够均匀地传播四方，辐射全城;而所谓“居高声自远”，为了让报时的声音更加悠远绵长，钟鼓楼往往又建得极高，西安鼓楼北面的牌匾上，还题着“声闻于天”四字——恨不得让上天也听到。

　　对于古城来说，无论是汉唐的长安城，元明清的北京城，还是北宋的“东京”开封，六朝古都南京，钟鼓楼都是“标配”。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钟鼓楼，在全国范围内尚有30余座，大多成型于明清时期，部分由后人修缮或重建，巍然屹立在历史长河之中。

　　中国部分钟鼓楼分布图(不包括少数民族的鼓楼)，有的为现代修缮或重建。制图/Paprika

　　所有钟鼓楼里，形制最大、名头最响的，要属西安的钟楼。尽管“长安城”里到处古迹、遍地风流，可在西安人眼里，钟楼依旧是不可取代的地标性建筑，从明洪武年间初建于广济街口，到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于城墙扩建搬迁到今址，钟楼一直都处在城市的正中心，俯瞰着这座沧桑古都。

　　西安钟楼，是当时城内最高大的建筑物。城中东南西北四条大道在它的脚下交汇，正好对应着楼内呈“十字贯通”状的四方券门，绾毂东西、勾连南北;在方形石墩之上，总高36米的钟楼拔地而起，楼间有重檐三滴水，楼顶为四角攒尖顶，楼中还饰有描龙画凤的和玺彩绘。

　　相比富丽堂皇的钟楼，西安的鼓楼则显得更为敦实厚重。下部的石墩宽达52.5米，当中开有6米的券洞，南北干道穿楼而过，南面的匾额上题有“文武盛地”四字，相传喻示着西安城里的“钟鼓齐鸣”。鼓楼的历史尤早于钟楼，元朝的“敬时楼”就修在今天鼓楼的位置。

　　北京的钟鼓楼，则位于首都南北中轴线的最北端。两者相隔百米，遥遥对视，鼓楼丰腴而钟楼清瘦，鼓楼为红墙灰瓦，钟楼则灰墙青瓦，用余钊在《北京旧事》里的话说，“鼓楼像一个穿红袍、戴红帽、矮胖身材的贵族，钟楼像是一个穿灰袍、戴灰帽、瘦高身材的平民”。

　　或许是因为自元代始建就屡遭焚毁，经历明清两朝的重建和修缮，北京钟楼通体采用了砖石结构，整座建筑强化了共鸣、扩音和传声的功能。楼中二层的“永乐大钟”，通高7米，重达63吨，堪称“古钟之王”。钟响之时，“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与鼓楼一起，为古城播报了600余年的“北京时间”。

　　南京的钟鼓楼则由于城市结构太复杂，大有“龙盘虎踞”之势，无法确定中心。明太祖定都南京，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按照“左列鼓架，右建钟楼”的布局，在黄泥岗上修建了钟鼓楼。即便此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据传本来想迁都西安，西安的钟鼓楼就是为此而建)，南京的钟鼓楼依然承担着迎王、选妃和接诏的重任。

　　到今天，南京的钟楼已然不存，鼓楼则被包裹在林立的高楼之间，成为一个区域的名称。

　　钟鼓楼，城市中心的防线

　　在都城，钟鼓楼掌管着时间和秩序，象征帝王的权威。而在边关，除了报时之外，高耸入云的城楼还承担着示警和巡防的重任。

　　位于张掖的镇远楼，仿造西安的钟楼建造而成，高高耸立在河西走廊之上，从楼名“镇远”(又名靖远)，就能依稀窥见其峥嵘气象。而楼上匾额，东为“金城春雨”，西为“玉关晓月”，南为“祁连晴雪”，北为“居延古牧”，四面的券洞仿佛连通其“金城”兰州、玉门关、祁连山和居延海，显现出张掖咽喉要道的地位。

　　而在北方，宣化的清远楼(钟楼)和镇朔楼(鼓楼)同样是属于“边塞”的钟鼓楼，拱卫在北京的西北方。清远楼始建于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矗立在高达8米的十字券洞上，外部为重檐多角十字脊歇山顶，檐上通体碧绿琉璃瓦，东、西二侧题有“耸峙严疆”、“震靖边氛”，威仪非常。

　　宁波鼓楼(今海曙楼)的历史，更能追溯到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是宁波立城之标志，也是镇守海岸线的战略要地。当年明州刺史以今天中山广场到鼓楼一带为中心，立木栅为城，称作“子城”(据说到今天，老宁波人打车还会在中山公园对门下车，而新宁波人一般在昇阳泰对面下车);到后梁，因在明州置海军，鼓楼被称作“望海军门”。

　　到宋朝，宁波鼓楼又改称“奉国军门”。庆历八年(1048年)，新任鄞县(今宁波鄞州区)县令的改革家王安石，专门为其写了篇《新刻漏铭》，表示要以刻漏报时“勿棘勿迟”的速度，来推行改革、处理政事。

　　历经唐宋元明清，几度遭战火波及，宁波鼓楼屡毁屡建，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修之后，才定名为“海曙楼”，有“波宁海定，沧海为曙”之意，尽管在宁波城中心看不见海，清朝的“海霹雳”施琅依然有“高立甬城楼上望，海船齐趁暮潮来”之句，仿佛能听见猎猎海风。

　　山东聊城的光岳楼，最初名为“余木楼”。明朝人在东昌府(今聊城)剿灭元军残兵，修筑砖城，并用修城余下的木头建起这座巍峨鼓楼，用以“严更漏，窥敌望远，报时报警”。到天下太平后，光岳楼又成为了聊城文脉的象征，科举时代，本地人考中了秀才、举人、进士后，都要登楼以告祭“文昌帝君”。

　　明清两朝，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京杭大运河在光岳楼附近经过，沿河而过的文人墨客、帝王将相大多登临凭栏，把酒赋诗;而对于本地人来说，每逢重阳佳节，这座“盖在半空里”的楼阁，则成为了登高望远的胜地，极目远眺，平原风光历历在目;俯视四顾，江湖城池交相辉映。

　　在陕北的榆林，中轴线上文昌阁、万佛楼、新明楼、钟楼、凯歌楼、鼓楼由南向北依次而立，形成“六楼骑街”的奇观;山西最北端的大同，钟楼已然毁于历代的战乱和火灾之中，只剩下鼓楼傲立;而银川的鼓楼，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是宁夏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办公地点……

　　这些用于报警、巡视的钟鼓楼，在城市中心缀连起古代边防的长线，守护着城市中的居民;又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失去其战略意义，成为古城的文化地标。时至今日，沧桑的钟鼓声已经远去，钟鼓楼却依旧散发着魅力。

　　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

　　“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当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然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

　　——刘心武《钟鼓楼》

　　梁思成认为“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来源于其南北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从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地安门再到钟鼓楼，如果说中轴线像是都城“中枢”里的一条“神经”，那么最北端的钟鼓楼，就像是其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相比庄严的紫禁城，“高矮胖瘦”分明的钟楼和鼓楼更和蔼，也更“接地气”。它们俯瞰南北、纵览古今，忠实地记录着楼边的沧桑变化，也细腻地关注着居民们的市井生活，过去北京人说城里哪地儿热闹，往往是“东四、西单、鼓楼前”。

　　自清朝以来，王公贵族多聚居于什刹海一带，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对周边商业造成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后，冯玉祥把末代皇帝赶出了紫禁城，原本象征“皇权”的钟鼓楼也“飞入寻常百姓家”。鼓楼以南到地安门一带，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钟楼里甚至开了家“民众电影院”，价格低廉，去的往往是街坊四邻。

　　即便到上个世纪末期，钟鼓楼附近的生活依然是从容而悠闲的。那时的烟袋斜街就是个安静的小胡同，居民们往往去胡同里的“鑫园”澡堂洗澡;后海也尚未成为“酒吧一条街”，倒是小孩们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的好去处;南锣鼓巷里见不到游客，只有传遍街头巷尾的叫卖声……

　　而在西安城里，过去有句民谚叫“东大街上看时髦”。所谓东大街，就是钟楼到骡马市这一段，属于西安的“金街”，至今仍是繁华热闹的商业区。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被人称作西安的上海“小南京路”。朱文杰老师在文章中描述钟楼附近的盛况——

　　“让人眼花的东亚饭店照相馆，再有钟楼照相馆，加上平安市场口钟楼电影院，广告橱窗中都挂着染了颜色的中国电影大明星剧照，好像都是1962年新中国首次推出的‘二十二大影星’。出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就有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男的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女的美艳如花，楚楚动人。皆中国一流的‘时髦’也。”

　　西安鼓楼的背后，则藏着游人如织的“回民街”(北院门小吃街)。这里往往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网友们奔赴西安后的第一站，街旁林立着以姓氏开头的“老字号”店铺，卖着西安特色的腊牛羊肉夹馍、成片的红柳烤串、比裤带还粗的“大碗宽面”和机器掰碎的羊肉泡馍。

　　尽管西安老饕们总会告诉你，那只是条“商业街”，但钟鼓楼总是展现出他们最包容的一面——古老的钟鼓声还绕梁未绝，流浪歌手们也能站在楼边即兴演出;五湖四海的游客排着肉夹馍的长队，老西安在小巷的面馆里刚剥完一头蒜;城市里的灯火霓虹固然美丽，古老的钟楼即便是“熄灯”以后依旧能光彩照人。

　　宁波的鼓楼则处在三江口一带，从城市建立开始就是老城的中心，当地有句俗语叫“天封塔、鼓楼沿，东西南北通走遍”，说的就是它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南面的月湖纤细而优雅，湖水连通着西边古老的天一阁;往东则到了三江交汇处的宁波老外滩，其开埠历史比上海外滩还早了20年，一直在风口浪尖见证着近代宁波的沧桑变化。

　　时至今日，尽管钟鼓楼早就不是城中最高的建筑，尽管有的在修缮后已经面目全非，它们却依然凝视着这片土地，记录着城中居民的悲欢离合，一如既往地坚守着，每座古城最后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