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業請人困難，短缺不限高端人才，也包括了基層崗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昨表示，留意到不同界別人力均有欠缺，正研究實際情況並盡快公布整體應對策略。從餐飲零售，到幼兒和長者服務，市民都深刻體會了人力供不應求所帶來的問題；倘不正視和及時處理，尤其問題已牽涉醫護以至建造、運輸等領域，結果不單會窒礙經濟發展，民生最終也必然受損。

    較諸2018年勞動人口一度超過400萬，最新數字僅為376.6萬，勞動參與率從約61%降至57.9%；在失業率低至3.3%即近乎全民就業的水平，市場出現招聘困難不難理解。新冠疫情無疑是推手，無法正常通關既令非本地人士難以來港，不少派駐人員也索性離港返鄉。統計處人口普查青年專題便指，2021年的15至34歲非本地出生人口較五年前大減6.68萬，這正正是期內勞動人口減少的最主要年齡群。疫下經濟環境欠佳，也令學生延遲投入職場，其勞動參與率便由之前近40%暴跌至31.4%，加上更根本原因是，香港出生人數愈來愈少，早前已構成學校縮班壓力，影響並開始在勞動市場浮現，如1999年至2008年（即今日15至24歲）的累計出生人數，便較前一個十年銳減22萬之多。儘管最新60歲以上長者的勞動參與率有所上升，所涉勞動人口亦增逾8萬人，卻仍彌補不了上述龐大的勞動力缺口。展望將來，鑒於三年疫情的出生人數再創新低，未來香港所面對的勞動短缺挑戰勢必更大，現在實應未雨綢繆。

    除推動經濟加快復常，創造條件讓青年重新如常就業外，疫後吸引人才來港，實是必由之路。特別是，刺激生育固然有利長遠推高人口，惟考慮到遠水難救近火，故在補充之餘尚宜爭取輸入更多外勞。當中，上調工資必然有助谷高勞動參與率，加強託兒護老等服務也有利婦女外出就業，但香港勞動參與率雖低於新加坡的70%，跟美歐普遍的60%其實相若，意味勞動參與率的推升空間有限。事實上，在出生及勞動人口減少、亦近全民就業的基礎上，加薪所能發揮的作用或非想像中大。

    引入人才、輸入外勞，大前提是避免損及本地勞工權益。李家超強調，處理勞工短缺要平衡多方利益，當局有既定政策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和收入，但若本地勞工沒足夠供應，通過本地培訓、簡化工序等也無法應付，便須出招確保人手供應足夠。在輸入人力時其工資不能低於行業入息中位數，正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即確保政策並非為廉價外勞中門大開，同水平薪酬下本地打工仔的競爭力也有更大保障。有政黨昨建議三招應對，即先檢視不同行業的人力供求情況制訂「短缺清單」，再針對地為本地僱員提供培訓，最後才審視短缺情況輸入外勞，這樣不單可切實解決勞工短缺，還有效確保本地打工仔優先受聘。

    供應鏈要運作暢順，不單關乎貨物，更加關係人力；其斷裂後果，非但有礙經濟生產，成本上漲亦終轉嫁消費者身上。香港人口減少乃不爭事實，勢對經濟社會構成方方面面影響，香港一方面須認清問題，另方面須提早籌謀應對，制訂好短中長期政策。實事求是地加強引才，誠為不可排除之法。（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