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据国家电影局召开视频会议通报的内容，新冠疫情给电影行业带来的损失将达300亿。疫情对电影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

　　疫情高峰已过，人们的社会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五一的“小黄金周”让景区、商场都重回人头攒动的热闹繁华，而作为密闭空间娱乐场所的电影院，还黑着灯。绝大多数的行业已经复工复产，电影行业按下的暂停键还没有撤销，行业里的人们生活也继续停着，焦灼、观望、蠢蠢欲动。停下来的这两三个月里，他们在做什么，又有哪些事触发他们的思考和感触?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些电影人，他们不是电影呈现在大众面前大名鼎鼎、光鲜亮丽的那一部分，从事电影生产中不同的环节，各有自己骄傲和坚持，纠结和无奈。

　　大半年没开工的副导演：口罩厂HR催我去上班

　　Fred参与过《欧洲攻略》《素人特工》《海上浮城》《别告诉他》等院线电影的拍摄，是入行十多年的副导演。大多数时候，他在电影剧组担任第一副导演或者执行导演的工作，这些年参与的合拍片项目比较多，自诩在行业里也算混到了不错的“中上游”。

　　不过，从去年8月开始，他已经歇了大半年。以至于他自己的时间概念有时候会和现实错位，交谈中总是时不时把2018年发生的事形容为“去年”。2020年，对Fred 来说，尚未开启。

　　Fred距今最近的电影是去年8月杀青的赵薇监制的新片《嗨!美男子》。杀青第二天，他就接到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一位青年教师文艺片新作的筹备邀约。之后，也有同行陆陆续续找他接下后面的项目，有要去意大利拍摄的合拍片，有要去云南取景的合拍片，再不济，还有综艺节目邀约。他都应承下来，想着哪个先开机就去哪个，哪知各家都一拖再拖，到年后新冠疫情爆发，合拍片项目基本是彻底黄了，其他的邀约也无甚进展。

　　“大学毕业后，从来没闲过那么长时间。”Fred算了算手头上因为疫情黄掉的项目，大概有五六个。“我跟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拍过挺多电影的，在这个行业里已经算是不错的，现在都是这个情况，再下面一些的，真的是没活了。”

　　片场很多时候是个大工地，现场拍摄的流水线上，除了艺术家，更多的是“工人”。每个工种的领头人，比如摄影指导、美术指导、灯光指导，都有自己的团队。这些队伍大多无法开工，许多人已经转投其他生计。

　　这两年影视大环境不好，身在剧组一线的人，也有切身的体会。“疫情期间多少家影视公司倒闭已经不是新闻了。”

　　对于无所事事的生活，Fred很无奈。他依然每天六点醒，刷刷手机七点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大半年颗粒无收，对于老家在农村，如今还要养家糊口的Fred来说并不好受。他关注了一大堆行业的公众号，看到各个层面关于影视行业令人忧心的推文会“丧气”，刷到有关部门开会和发布政策的新闻也会感到“提气”。

　　一直开不了工，他也开始刷各种招聘网站，考虑去影视公司暂时坐班作为过渡，“市面上的招聘都偏技术类，比如摄影、剪辑、后期，我是做副导演或者统筹制片的，像我这种情况本身也不是很好回归去坐班，专门招我这种人的公司很少。”另外，Fred发现，现在挂在招聘网站上的影视公司招聘的职位大多面对抖音、快手的短视频内容，他是真的不擅长，也提不起兴趣。“光说抖音这个APP，我是装了卸，卸了又装，来来去去好几回，还是卸了。”

　　“第一副导演”是个有点特别的工作，按照国外剧组的职能划分，更类似国内剧组里的制片和统筹。Fred介绍自己的工作“就像夹心饼干中间的奶油”，“每个片本身因为带头的制片人、导演等主创的性格和专业水平的差异，会产生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导演没时间观念，制片人不太尊重艺术创作只会一味地省钱，这种情况都会让夹缝中生存的副导演左右为难，副导演在剧组的工作需要平衡多人的想法和方方面面的状况。”由于近年来参与的许多项目都是合拍片，Fred还常常要协调国内外两套剧组的工作模式。

　　剧组的工作繁琐到事无巨细，可工作性质特殊，脱离了现场，Fred的工作技能和特长并没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这令他有些焦虑。

　　某天晚上11点，Fred照例在睡前刷招聘网站，想给自己找个兼职，意外刷到湖南长沙的一个口罩厂招工。他给HR发去资料，竟然半夜当即收到回复。口罩厂的HR大概也没想到会收到来自“电影圈”的简历，“她也觉得奇怪，怎么你一个拍电影的，大学毕业，外语也不错，要来做一个普工?”两人加了微信，对方好奇地问了他各种问题，并且提出希望他尽快到岗上班，当天培训，第二天就可以上生产线。Fred继续“观望”各种机会的时间里，还收到这位HR的催促。“如果说是完全为了生计，我可能真的接下去会考虑暂时去口罩厂做个工人。”

　　疫情对影视行业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影响，开机的项目越来越少。如今大多复工的剧组都是年前已经开拍的。计划开拍的，许多都按兵不动了。这行的“活儿”大多是靠同行介绍，知道有哪个组要开，档期合适，对业务能力认可就能去开工，但接下来有资源的同行对自己手里的资源会捂得更紧;而大量项目开不了机，从事这行的人就面临僧多肉少的情况，想来压价、“刨活儿”的情况都是少不了的。

　　作为一线的从业者，Fred有些担心剧组“后疫情时代”的生态，“中国的剧组其实一直没有规范，没有休息时间，剧组工作人员很多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而之后，剧组面临的资金压力更大，Fred几乎可以预见“内地影视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状况会很糟糕，大家都会以‘省钱’为大前提无限压榨劳动力”。他自诩是适应能力强的实干者，但有些担心他那些专门做合拍片的朋友们，“合拍片剧组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比较规范，职责划分清晰，工作量小，工资也比较高。”但眼下全球疫情肆虐，合拍和全球跨境取景不仅成本高，而且无疑增加了制片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的背景下选择合拍的项目会越来越少。“他们接不到合拍的活儿，也得加入内地剧组的竞争，但可能他们真的会很难适应。”

　　磨完剧本的编剧：行业按下暂停键，我没有了拖延的借口

　　四月初，编剧大一完成了自己的长片剧本。

　　从动笔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他很兴奋，把剧本发给朋友们看，有人给出正面反馈，也有些人的理解完全南辕北辙，甚至一些质疑令他重新思考自己和这些朋友到底是不是一路人。最开心的反馈是得到自己父亲在微信里给他写了很长的高度评价，他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从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已经北漂多年，多数时候处于“无业游民”状态的大一在家长眼里并不靠谱，而这次来自父亲的认可让他在疫情带来的焦虑中感到片刻安心。

　　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大一，自嘲是行业内的“裆部编剧”。他状态有些分裂，甚至在他自己的形容里，是“狼狈”。一方面，他参与过国内外获得电影节大奖的文艺片，这让他对电影的艺术追求颇有些讲究;另一方面生活所迫，他的名字也被署在了不愿提及的“烂片”编剧栏里。他始终怀抱拍自己电影的导演梦，为了能够保持更自由的写作状态而拒绝朝九晚五的工作;也会得意调侃抱到了有钱项目团队的“大腿”，为能够改善一段时间的生活而感到小确幸。

　　大一从2019年初开始“失业”，当时他短暂供职的互联网公司整个面向影视方向的部门裁撤，好在有朋友拉了他一把。朋友是写过爆款电影项目的职业编剧，带上他一起做了一部制作规模不小的罪案题材网剧，还给正式的署名，这让大一很高兴。大一得意说起这个项目，“我是给影帝写过台词的人了。”更实际的利好是，接下这部网剧后，他把自己的生活费标准从每天花50块提高到每天花100块。

　　如果没有发生疫情，大一的网剧编剧之路今年应该能走得更顺。年前已经确定要启动的新网剧同样来头不小，2020年也有新的迷你剧在洽谈中。过完年后他和其他主创还有线上开会讨论过几次，后来制片渐渐不再召集开会。没动静了，大家也都心照不宣。

　　年后，大一没有如约返回北京，在县城的老家开始动笔修改自己的剧本。2018年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第一稿，2019年忙于生计，搁浅了这个曾经他颇有创作欲的故事。

　　母亲的诊所因为疫情的关系停业了，刚好就成了大一的办公室。二三月份，他朝九晚八地去诊所闭关写作，中午母亲会来送一顿饭，其他时间无人打扰。“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上有人照料，其他的社交不像在北京那么丰富，会更心无旁骛。”大一总结他的创作状态。

　　作为编剧，保持对世界的敏锐观察也是必须的功课，疫情期间发生的种种也激发出更多对于社会和人性的思考，“还有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觉得有某种在人类之上的东西。”这些情绪和氛围与他写作初稿时非常不同，剧本方面的许多进展也让大一自己颇为满意。

　　“疫情对我们这样的人影响确实很大，各种工作停了、没有收入之类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它对于整个国家、社会都是悲痛的灾难，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不过，如果不是新冠疫情，我想我会马不停蹄进入下个挣钱的项目。”

　　入行这些年，大一时常焦虑，有时是为生存，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还没有拿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之前总是有借口，说还没写出来只是因为没有时间，现在我可以真的用作品检验自己。”

　　影视行业调研机构凡影不久前发布的《2020青年编剧调研报告》中显示新冠疫情对青年编剧2020年收入的影响

　　大一打算自己拍，所以下一步的计划是继续修改剧本，同时找个靠谱的出品方和制片人。他之前把剧本给一个专做文艺片的制片人朋友看过，不过对方表示目前主要跟着大佬做商业项目了。而疫情之下，经济下行，资本退场，电影市场缩水，找钱显而易见不会那么容易。

　　“这年头，你让人给你投资拍文艺片，就跟诈骗一样。”大一觉得自己的片子从题材上并不讨好，大概也没什么赚钱的可能性。但他脑海中呼之欲出的那部电影里有他想记录的鲜活个体，和某些对当下时代的回应，“我有信心，它是有价值的。”

　　赶上了影视寒冬中的寒冬，尚未成名的青年电影人能分到的羹汤自然更少，大一倒也坦然，“你说我是不是早几年把剧本写出来就更容易找到钱拍呢?但凡事讲究机缘，前些年我体会社会的角度和笔力都达不到驾驭这样的题材，所以我还是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回到现实，肉眼可见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庆幸的是去年收成不错，还有些积蓄，大一已经把他的生活费标准调回了50块一天，“我也蛮挣扎的，刚写完那会儿特别自信，觉得我就这么跟创作耗下去吧，没钱也没关系。过几天冷静下来又觉得写得好像也没那么好。”大一说，如果今年接不到活，他就去读个博士，“读完还没到35岁，也许还有学校愿意收我当老师。”

　　三次隔离的文艺制片人：直播、带货、关注日常

　　“最近做了许多这些年来一直想做却总是没时间做的事，比如成系统的看片、长时间的阅读，还有睡时间很长的觉。”对于电影行业的制片人来说，这些事的确曾经显得很奢侈。

　　1月26日，国内的新冠疫情处于凶猛的上升期，王磊带着两个口罩前往鹿特丹，参加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回南天》的世界首映。万万没想到这次远行之后他要经历的是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隔离。

　　2月从鹿特丹回来，北京虽没有面向境外人员的强制限制令，但要求回京人员自行隔离。那时，国内疫情发展迅猛，所有的事情都停下了，王磊在家进行了第一次隔离。实际上他在家呆了34天，期间偶尔会到小区门口取一下在线购买的食物。一开始为了倒时差睡不少，也没别的事情干，他就干脆夜以继日地看片，把山田洋次导演将近50部的《寅次郎的故事》看完了，还不够，又把阿尔莫多瓦、塔可夫斯基等大师的全集都挨个复习一遍。到后来他时差也不倒了，并不管白天黑夜，把颠倒错乱当作自己的日常。王磊那时每天凌晨两点吃一顿饭，一个隔离周期下来瘦了十多斤。

　　到3月10日，因为青海有需要到现场处置的工作，王磊离家直奔青海。在北京机场办理手续的时候，登记的信息周密严格。飞机没起飞，目的地的社区就来电话了，让降落检查之后，在社区登记，并自行在住的地方隔离。他看到，当时飞机上有从国外回到青海的同胞，那时疫情严重的是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家。飞机降落，所有人在机舱内先集体消毒，国外回来从北京转机的，被政府安排车辆接走集中隔离。他坐车到了社区，检测体温登记信息后，开始了第二次隔离，并不定期接受青海社区工作人员的登门检查。有意思的是，期间他在北京住所在地的酒仙桥派出所、朝阳区公安分局和他在湖南老家岳阳那边的公安局也分别打他电话，让他报告最近的行程动向。最终青海大量的现场工作王磊无法到场参与，只能电话或线上沟通完成。3月28日回到北京后，首都的隔离政策变成了不管从哪里来，进京一律隔离14天。这时候的他对“隔离”已经是老司机了。

　　三次隔离一次比一次严格，社区的志愿者要求他每天在微信群里打卡登记体温，并在相关防疫APP上登记体温等信息。在小区居住多年从未和任何邻居打过交道的他如今在小区里会被陌生的老太太认出他叫“小王”。

　　“小王”的隔离期直到4月中旬，才算“解禁”。

　　隔离期间王磊发挥自己的人脉优势，持续联络口罩资源，寄送地区从捐赠武汉到支援海外，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的朋友们都陆续收到他斥巨资邮费送去的口罩，“邮费贵到快要寄不起了”，但寄口罩让他有种“疫情之中有一种互相守望的感觉”。

　　现实的世界停下来，网络上却是风生水起的热闹。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的大V小咖纷纷开启直播秀，电影行业也有不少人参与其中，明星带货，导演拉片，院线大佬分析拆解着行业未来。王磊也做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场直播，和影视工业网合作，分享的是他参加各种创投的实战经验。王磊并不喜欢直播这种形式，对着屏幕说话不自在，平时也很少看别人的直播，“很多人也许喜欢觉得好吧，但我认为电影和电影人并不需要这种方式，也很难有哪场直播真的能‘出圈’。”不过那天他觉得效果不错，很多初学者初入行者并不了解电影项目创投的情况及如何准备，王磊之后收到不少网友觉得“实用”的反馈。

　　另一个和直播有些“呼应”的新体验是，王磊也尝试在朋友圈“带货”了。这阵子王磊天天变着法捣鼓做饭投喂自己，晒美食图发朋友圈的时候总不忘带上美味秘诀——湖南老家亲戚自产豆瓣酱。偶然帮家乡老父亲做做宣传的王磊没想几轮朋友圈“带货”效果不错，湖南小厂豆瓣酱销售业绩居然蹭蹭爬上了微店app豆瓣酱类排行第一名，一些青年导演们也跟着在朋友圈帮着写与电影有关创意文案推荐，别有乐趣。过去总是和人侃侃而谈艺术、电影和诗歌的王磊，现在每天固定一部分微信聊天话题变成了——教买他豆瓣酱的朋友们怎么用酱做出好吃的菜。

　　做电影的朋友为豆瓣酱发挥的创意文案

　　“自己一个人呆久了，你会开始找到新的生活平衡，开始关注内心和日常更多，琢磨你怎么去度过每一分钟，是躺着还是坐着，要不要去跟别人聊天，出去拿快递戴哪种口罩，你会去咀嚼出日常的琐碎。外面起风了，或者树开始发芽了，我发现我越来多地看到这些事情。”

　　《回南天》此前还接到多个国际电影节的邀约，但随着全世界电影陷入停摆，王磊也在密切关注这些电影节和世界电影行业的最新动向。好在其他手头上的项目没有在“迫在眉睫”的阶段，已经拍完的片子在做后期，时间也许变得更充裕;合作的青年导演们都在打磨手上的剧本，王磊和他们日常保持联系，知道大家都在坚持创作，不曾懈怠。

　　相比大的商业制作来说，文艺片，尤其是不知名年轻人的第一部处女作，本来就很难找到资金，无论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好坏，市场上钱多钱少，这部分电影人的生态都是艰难的。

　　“一些问题并不是因为疫情才变得紧迫的，一些难题也并不是因为疫情才变成这样的。”

　　疫情期间，好些事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行业讨论的焦点，比如数千家影院的关门、比如院线电影直接上线网络放映、比如发行无门的导演在网上亲自给网友分发网盘链接……王磊也关注这些，常常在朋友圈写下长长的观点。“疫情像一个借口，但有些事情的问题早就存在了。”

　　这段时间，他陆陆续续收到青年导演分享给他的作品链接，“分享的行为、意义和价值各有可以分析的维度，但有一个事实是，这种方式带来的观看人数，并没有显著改善。蒋能杰的片子引发的热度不是网盘带来的，而是影片本身的社会议题和公益属性带来的。”王磊指出，“网盘的技术和传播方式并没有打破创作者和观众之间观看壁垒的本质。网盘是资源、是信息，但对普通观众来说，它和其他的信息、资源是无差别的，大部分人不会主动去选择，还是需要作为机构、平台、策展方是去帮观众做选择，去推介。”

　　王磊的另一个身份是线下放映的放映员(策展人)，会定期举办主题放映活动，他说“放映是火种，大银幕是一群人围炉烤火的地方”。但他也不排斥线上，“任何电影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在大银幕放。电影永远是大银幕的艺术，网络不是它的唯一呈现方式，但网络也把发行变得更通透，更便捷，可以触及更多的观众。”

　　整个行业都在盼复工，盼帮扶的好政策。王磊只希望一切尽快“正常”起来，“正常”的生活，意味着观看电影成为无需刻意谈论的日常生活方式，哪怕是相应的扶持政策，也从来是“正常”行业发展中不可少的一环。“社会正常了，电影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