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年11月30日-1910年4月21日），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美国作家、演说家，“马克·吐温”是他的笔名，原是密西西比河水手使用的表示在航道上所测水的深度的术语。

　　这位以幽默和讽刺见长的作家，被评论界誉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马克·吐温曾多次强调对“幽默”的喜爱：“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没有东西抵挡得住笑声的冲击”。而对于这个贴附在其作品上的显著标签，老舍并不同意，他认为吐温更像是一个含义深刻的讽刺家，而不单是一个“幽默作家”。

　　事实上，文学界对于马克·吐温及其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海明威称，全部美国现代文学，源于马克·吐温写的一本书《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毛姆认为马克·吐温是带有正宗“美国味”的作家；海伦·凯勒形容他嫉恶如仇，拥有十足的道德勇气；奥威尔则认为“他尽可能站在强者一边，而且相信强权即公理的倾向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显而易见”。

　　在马克·吐温逝世110周年的日子里，本文将这些声音放在一起，试图还原出一个尽可能丰满的马克·吐温。

　　卡尔维诺：“他是第一位为美国日常生活浓稠物质性赋予声音与形体的作家。”

　　——《为什么读经典》

　　马克·吐温不只清楚意识到他身为通俗娱乐作家的角色，而且引以为傲。“我从来没有试着去帮忙教化那些有教养的群众，”在一封1889年写给安德鲁·朗的信中，他如此写道，“我没有这样的条件，既没有天赋，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而且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野心，反倒是一直在追逐猎获更大的群体。我甚少刻意想教导他们，不过却尽我所能地去娱乐他们。光是娱乐他们便可以满足我最大的野心。”

　　就作家社会伦理的宣言来说，马克·吐温在此处所发表的意见至少是诚恳而且可以证实的，较其他许多宣言来说更是如此。马克·吐温是个真正属于民众的人，从不认为自己是从显要的位置纡尊降贵地降至民众的水平，以便和他们谈话。今日，我们承认他是位民间作家，或是承认他是他所属部落的说书者——那个极度扩张的部落，便是他年轻时的美国乡下——这意味我们承认他的成就，亦即他不仅是个娱乐读者的作家，而且他也积聚了许多材料，以建构美国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一整组国家需要用来发展自身形象的叙事工具。

　　然而，若是将他上述的说法当做美学自白来看的话，我们便比较难以否定它公开的反智主义。一些批评家将马克·吐温提升至他应得的美国文学伟人的地位，可是就连他们一开始的前提，也是马克·吐温自发且笨拙的才华所缺乏的是对于形式的兴趣。不过马克·吐温伟大而且持续的成功是文体上的成功，事实上，他的成功具有历史重要性：他让哈克贝利刺耳的叙事声音进入美国的口语文学。不同形式的语言及观念上的幽默——从机智的回答到“无厘头”——都被当做创造活动的基本元素而被认真研究。幽默作家马克·吐温像个孜孜不倦的实验者及操弄语言修辞把戏的人站在我们面前。二十岁的时候，他尚未使用后来让他声名大噪的假名写作，当时他为一份爱荷华的小报写稿，他初试啼声之作中充满了文法及拼字上的错误，出现在一名地道滑稽角色所写的信中。

　　正是因为马克·吐温必须不断替报纸写稿，所以他总是在寻找创新的文体，好让他可以从任何主题获得幽默的效果。

　　他是位写作骗子，并非出于任何智性上的需要，而是出自他身为娱乐大众者的使命，而这批大众一点也不复杂（我们别忘了，除了写作之外，他也是位繁忙的巡回演说家，总是准备从听众的即刻反映中来判定笑话的效果）。马克·吐温所采取的步骤，跟那些用文学来产生文学的前卫作家是相去不远的：随便给他一篇书面文字，他便会开始加以玩弄，直到另一则故事浮现为止。不过那必须是一篇与文学无关的文字：一份给内阁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供应给谢尔曼将军的罐头肉品、一位内华达州参议员给选民的回信、田纳西报纸上的地方争议、一份农业周刊的连载、一份避免雷击的德文说明书，甚至是所得税申报书。

　　为了采取适合一切的文体，他选择了叙事体，而非诗体：他忠于这项原则，成为第一位为美国日常生活浓稠物质性赋予声音与形体的作家；可是另一方面，他在许多短篇故事中，试着将这种日常生活的沉重转为抽象的线性、机械的游戏、几何的外形。

马克·吐温的妻子和孩子们

　　一些传记作家表示，马克·吐温受到他太太奥利维亚先发制人的严格审查，她为马克·吐温的作品执行道德监督之权利。（他们也说马克·吐温有时会在故事的第一版本中散布恶言毁谤与下流的言辞，这样一来，他太太严格的眼光便会找到明显的目标来发她的怒气，而让文本的本质保持完整。）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自我审查比他太太的审查还要严格，他的自我审查是如此严密，以至于接近无辜。

　　毛姆：“马克·吐温对如今最优秀、最具美国特色的作家仍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书与你》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要将我所谓的“美国味”解释清楚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总的来说，文学中所谓的“美国味”即指能将一部美国作品和其他国家作家写成的作品区分开来的东西，是能为一部作品标记上环境特征的东西。有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做得极好。他便是马克·吐温。他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向读者展现出了丰富而地道的美国风味。这本书的成就，远胜于他的其他作品，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杰作。

　　马克·吐温和朋友John T.Lewis. 据说后者启发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吉姆的角色

　　有一个时期，马克·吐温并不受赞许，因为他是一位幽默大师，而学者对于当代幽默，大多是侧目而视的。不过他的死亡为他平了反，如今他已是公认的美国文学大家。因此对于他，我无需多言，只提一件事。当马克·吐温尝试正经的文学写作时（例如《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写出的全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在写《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他一心只想将那不朽的英雄展现给读者，却写出了一本杰作。这本书是用美国方言写作的模型，我猜想，它对如今最优秀、最具美国特色的作家仍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马克·吐温告诉我们，写作风格不一定非要袭承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也可以从当代百姓日常的谈话中攫取。

　　然而，若以为哈克贝利·费恩的话是从生活中照搬过来的，那就太愚蠢了。没有哪个未受过教育的小男孩能说出如此简洁的句子，能将修饰词用得如此恰当。也许马克·吐温认为如此口语化地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有失文学的尊严，因此他运用了一种我们很乐意接受的写作技巧，使读者认为，小费恩说的话，十分真实。至此，美国文学终于从长久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遍布变化多端的新奇构思，充满了热情与活力，是一部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它足以抬头挺胸地和这一伟大而著名的流派中另两部杰作《吉尔·布拉斯》和《汤姆·琼斯》并列。事实上，如果马克·吐温没有突发奇想，让那个无趣的小笨蛋汤姆·索亚毁了最后几章，这本书堪称完美。

　　哈罗德·布鲁姆：“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虚无的深渊在神秘地向我们招手。”

　　——《短篇小说家与作品》

　　对马克·吐温最有用的批评研究，对我来说，是詹姆斯·M.考克斯的论著《马克·吐温：幽默的命运》（1966）。正是考克斯，指出了“马克·吐温”的意思是轮船水手表示危险水位的信号，不是安全水位的信号。塞缪尔·克莱门斯，即后来的马克·吐温，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幽默作家，但是他最好的作品——包括他的短篇小说——充满了危险的信号。

　　在考克斯看来，吐温一生都在大力反对吹毛求疵的良知，即弗洛伊德的超我。吐温天性喜欢琢磨，是伟大的逃避主义艺术家，就像他巧妙创造的人物哈克贝利·费恩一样。他最好的短篇小说是他运用迂回战术的作品，因为真理，就像对哈姆雷特来说一样，是杀死我们的东西。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就像在莎士比亚和尼采的作品里，虚无的深渊在神秘地向我们招手。

　　虚无主义，在他死后发表的未完成的小说《神秘的陌生人》片段中达到极其强烈的程度。吐温最后的英雄——小魔鬼，控告“超我”或 “道德感”是人类生存中的真正恶棍。上帝、道德完美的神，对马克·吐温来说，是最终的罪犯。对上帝的攻击，这对幽默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基础，正如吐温认识到的那样。面对他艺术方面外在的局限性，吐温屈服于绝望。

　　奥威尔：“他尽可能站在强者一边，而且相信强权即公理的倾向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显而易见。”——《奥威尔散文集》

　　马克·吐温闯进了人人丛书高耸的大门，但只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两本书打着“儿童读物”（实际并非如此）幌子的书，为大众所熟知。他最出色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苦行记》、《傻瓜在国内》，甚至还有《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在英国几乎无人记得，尽管它们在美国因爱国主义与文学评判混杂而得以流传。

　　马克·吐温的作品种类多得令人惊奇，既有乏味伤感的圣女贞德“传记”，也有伤风败俗以至于从未公开出版的小册子，但是他作品的精华都集中在密西西比河和荒凉的西部矿镇上。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他出身于南方家庭，家里经济条件刚够买一两个奴隶），他的青年时期和成年早期正值美国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北美大平原已在开发，财富和机遇源源不断，人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也的确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过去从未有过，也许未来数百年间也不会重现。

年轻时的马克·吐温

　　然而，马克·吐温不只想做密西西比河和淘金热的记录者。在其得意之时，他曾是闻名全世界的幽默作家和诙谐演说家。在纽约、伦敦、柏林、维也纳、墨尔本、加尔各答，他让成千上万的观众笑得前俯后仰，但那些笑话如今几乎都已经没了笑点。除此之外，马克·吐温还以社会评论家，甚至是某类哲学家自居。他有一种打破传统，甚至是革命性的气质。显然，他想要将这种气质贯穿始终，却始终未能如愿。他本可以成为谎言的揭穿者，成为比惠特曼更令人钦佩的民主先知，因为他更健康、更幽默。可是他却成了不可信的“公众人物”，享受签证人员的恭维和皇宫贵族的款待。他的经历反映了内战结束后美国生活的腐化。

　　人们有时会把马克·吐温与同时代的阿纳托尔·法朗士相比。这种比较并非像听上去那样毫无意义。他们都是伏尔泰的精神后裔，都对生活持讽刺和怀疑的态度，他们快乐的外表之下都是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他们都知道现有的社会秩序只是骗局，那个社会所珍视的信仰大多都是错觉；他们都是偏执的无神论者，深信（马克·吐温是受到达尔文的影响）世间无法忍受的残酷。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只有这些而已。和马克·吐温相比，这个法国人要博学、文明得多，审美上更具活力，而且还更有胆识。他抨击自己所怀疑的事物，不像马克·吐温那样总是躲在“公共人物”和特许弄臣的友善面具背后。可能除了短文《人算什么》（What is Man）之外，马克·吐温从未以可能招致麻烦的方式抨击既定信仰。他也无法摆脱那种认为成功即美德的观念，这种观念或许是美国人所独有的。

　　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有个地方似乎能揭露马克·吐温主要的性格缺陷。该书基本上属于自传作品，但书前面部分的日期有所改动。马克·吐温在描述自己作为密西西比河舵手的奇遇时，说得好像自己只有十七岁，但实际上他当时已近而立之年。他这么做有其原因。该书前面部分还描述了他在美国内战中显然并不光彩的英勇事迹。此外，他一开始参加的是南方军，如果这算得上真正参战的话，可他后来在临近战争结束时却投靠了北方。这种行为出现在男孩身上要比出现在成人身上更情有可原，所以马克·吐温才会改动日期。然而，同样很明显的是，他变节的原因是他认为北方胜利在望。他尽可能站在强者一边，而且相信强权即公理的倾向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显而易见。《苦行记》中有一段对悍匪斯莱德的描写十分有趣。斯莱德暴行无数，曾犯下了二十八起谋杀案。马克·吐温对这个令人厌恶的恶棍的崇拜昭然若揭。斯莱德成功了，因而值得钦佩。这种如今仍然常见的观点，可以用“成功”这个重要的美式措辞来概括。

　　在内战后那段孜孜求利的时期，任何性情如同马克·吐温的人都难挡成功的诱惑。亚伯拉罕·林肯代表的那种古老、简单、亲民的民主正在消亡，现在这个时代属于廉价的移民劳动力和不断扩张的大企业。马克·吐温曾在《镀金时代》中不温不火地讽刺过同代人，但他自己也曾沉溺于淘金热潮，挣过也亏过许多钱。马克·吐温有几年甚至弃笔从商；将时间挥霍在插科打诨上，不仅大办巡回演讲和公众宴会，还写了《误闯亚瑟王宫》那样的书，故意奉承美国生活中最糟糕、最粗俗的东西。这个本可成为乡村伏尔泰的人，却变成了世界一流的餐后演说家，魅力同样在于他的趣闻轶事和他让商人自我感觉成为公益家的本领。

　　特斯拉（在中间模糊）在为马克·吐温进行一项电气实验（1894）

　　马克·吐温没有写出他应该写的作品，人们常常将这点归咎于他的妻子。显然，她确实专横地对待过马克·吐温。每天清晨，马克·吐温都会将前一天所写的内容给妻子过目，克莱门斯太太（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克莱门斯）会用蓝铅笔进行修改，划掉所有她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她似乎都是位极端的删改者。据W. D．豪威尔斯在《我的马克·吐温》中的记载，马克·吐温和妻子曾因《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一句令人不快的诅咒而争吵。马克·吐温求助于豪威尔斯，而豪威尔斯承认那个词“正是哈克贝利该说的”，但他也赞同克莱门斯太太的说法，认为那个词不可能发表出来。那个词就是“该死”。然而，没有哪个作家会真正成为妻子的精神奴隶。克莱门斯太太无法阻止马克·吐温写他真正想写的作品。或许她可以让马克·吐温更轻易地向社会投降，但他投降是因为他本质上的缺陷，即无法蔑视成功。

　　马克·吐温的某些作品注定会流传下去，因为它们描述了无价的社会历史。他的一生涵盖了美国扩张的时期。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经常带着便当去观看废奴主义者的绞刑；当他去世时，飞机已不再是新鲜事物。这段时期美国的文学作品产量相对较少；如果没有马克·吐温，我们对密西西比河上的明轮船或穿越大平原的驿站马车的印象就会模糊许多。但是，研究过马克·吐温作品的人，大多会觉得他本应更有作为。意味深长的是，他在自传开头说，人的内心是无法言说的。我们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我们也许能猜到，他想要说的东西或许会让他声名扫地，让他的收入下跌到合理水平。

　　老舍：“我们认为吐温完全不是什么‘幽默作家’。他是一位含义深刻的卓越的讽刺家。”

　　——《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摘选

　　马克·吐温一直是站在美国人民这一边的。他说过：“我永远追随大众。”他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农民和旷工的疾苦，在晚年所作的《贞德传》中，他刻画了这个优秀女农民的英雄形象。在美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八、九十年代，他更欢呼工人阶级的局部胜利，虽热他并未真正理解他们伟大的历史使命。

　　我们认为吐温完全不是什么“幽默作家”。他是一位含义深刻的卓越的讽刺家。他说过：“没有东西抵挡得住笑声的冲击”。他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可鄙可笑的一面，使读者在一笑之中感到愤怒和憎恶。吐温出生于美国西部，早年做过排字工人、旷工、领港员，长期和劳动人民来往，因此他从西部民间幽默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运用民间幽默故事中特有的极度夸张、鲜明对比、悲喜剧交错等手法卓有成效地鞭挞了丑恶的美国资本主义“文明”。

　　海伦·凯勒：“海伦，你知道吗？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快。”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

　　记得第一次见到马克·吐温先生是在纽约的劳伦斯·克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当我第一次跟他握手时就有一种直觉：“呀！这肯定是个能给我带来帮助的人。”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个思维敏捷、心地善良的人，他能充分体会残障者的心情。和他在一起时，他经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有些还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有趣的冒险片断，从这些故事中他启发我多去看人生光明的一面，并以此来鼓励我。

马克·吐温与海伦·凯勒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世界各国什么地方什么民族的人，马克·吐温先生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疾恶如仇，不习惯于沉默，一定会大声地四处呼吁并加以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瞧不起那些自吹自擂的人，也看不上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能够辨别出大是大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马克·吐温先生与他的夫人感情非常好，但不幸的是他的夫人过早辞世了，为此他悲痛不已，一下子觉得生活中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他常对我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开以后，我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火炉前，倍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有一次谈话中他还特别提到：“过去的一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悲伤的一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许多工作可以消磨时间，我几乎就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了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马克·吐温与家人们

　　我也曾经这样安慰过他：“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如今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听了我的话，马克·吐温先生回答说：“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海伦，你知道吗？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快。”

　　他在看过我写的《我生活的世界》一书后不久，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信上写道：“请你们三位马上到我这里来，与我一起围坐炉前，生活几天如何？”

　　接到信后不久，我们一行三人非常高兴地整装出发，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马车缓缓地行进在曲折的山路上。时值二月，眼前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也挂满了晶莹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

　　过了一段时间，前方出现了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接我们的人告诉我，说马克·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着我们。莎莉文老师向我这样形容马克·吐温先生：“他身穿雪白的服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了活力。”

　　傍晚，我们围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浓浓的松香味，我们一边喝着热腾腾的红茶，一边品尝着涂了奶油的吐司，心里感到无比的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这种吐司如果再涂上些草莓酱就会更好吃。休息过后，马克·吐温先生又领我们到宅内各处去参观。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马克·吐温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他领我们走近球台，亲切地对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听后就笑了：“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恐怕没有办法玩。”

　　他略微想了一下后说：“你说得很对，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的话，我估计他闭上眼睛也照样可以玩得很好。”

　　我和莎莉文老师的卧室挨着马克·吐温先生的卧室，室内壁炉上摆着一对烛台，烛台旁放着一张卡片，整齐地列出房间内贵重物品所在的位置。想起来还令人忍不住发笑呢，马克·吐温先生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以前这里曾遭小偷光临，他为了避免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扰，也怕小偷将室内的物品翻得乱七八糟，干脆明白地指出各种物品的放置地点，想偷的人就自己去拿好了。

　　吃晚饭时，我们大家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吃饭，而马克·吐温先生则担任起娱乐宾客的角色。他唯恐客人们在用膳时气氛太沉闷，因此常说些笑话来逗我们发笑。他甚至常站起身来四处走动，一会儿在餐桌这头，一会儿到餐厅那头。心血来潮时，就随手摘朵小花，让我猜猜是什么花，如果我正好猜中，他就高兴得又笑又叫，像个孩子一样。有时为了测验我的警觉性，马克·吐温先生会忽然偷偷地潜到另一个房间，弹奏风琴，并观察我，看看我对琴声所引起的振动是否有反应。后来莎莉文老师对我说，马克·吐温先生一面弹琴一面观察我的样子非常可爱。

马克·吐温与海·伦凯勒（一排）

　　吃过饭我们就坐在壁炉前聊天，那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早上约十点钟左右会有仆人来叫醒我。起床之后，我就去向马克·吐温先生道早安。这时他多半是穿着漂亮的晨衣，半靠在枕头上，口述文章，再由秘书速记下来。有一天，他一看到我进房就对我说：“今天午饭之后，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步，看看这附近的田园风光好吗？”

　　记得那天的散步非常愉快。先生穿着毛皮厚外套，戴着皮帽，他亲切地牵着我的手，一面在曲折的小路上走着，一面向我讲沿途的景色。“从草丛穿过去的路越来越小，你一直沿着它走，就会尾随松鼠爬到树上去。”马克·吐温先生虽然走得很疲累，仍然不失其幽默的本色，谈笑风生依旧。可是路确实越来越窄，后来几乎要侧身而行。我真的开始担心是否迷了路，然而马克·吐温先生又安慰我说：“不必担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是走进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而且，我发誓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

　　日后，我再没有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散步了。当时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马克·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

　　我们在马克·吐温先生家盘桓数日后，临走的前一夜，先生为我朗诵《夏娃的日记》。我伸手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音调犹如音乐般悦耳感人，每个人都听得入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流下了眼泪。

　　欢乐的时光总是感觉过得特别快，我们不得不整装回家了。马克·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目送我们的马车远去，一直走了好远好远，还看到他在频频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频频回首，望着那幢在视线中逐渐变小的白色建筑，直至它在暮色苍茫中成为一个紫色的小点为止。

　　马克·吐温先生去世之后，我曾又去过那所楼宅，但已物事全非，那间有大壁炉的起居室内，已显出乏人整理的冷清凌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兀自开着花，似乎在怀想过去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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