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 近代出版史上，稿酬制度是出版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一段出版稿费的“黄金期”。

　　01

　　一般标准：千字二至三元

　　1934年1月，《大公报》采纳胡适的建议，开设《星期评论》专栏。它的基本作者队伍是以胡适为首的名流学者，包括丁文江、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该栏刊发的文章是按篇付酬，每篇稿费40元。在当时，这是极其罕见的高标准。这里仅举几例来印证——

　　《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1934年1月)：

　　投寄之稿经本社揭载后即每篇酌致酬金自10元至200元……投稿人如欲自定数目者亦请预先声明。

　　《申报月刊》创刊号封面：周刊第1卷第1期;《申报每周增刊》封面

　　《旅行杂志》第8卷第1号(1934年1月)：

　　投寄之稿刊载后酌致薄酬如下：甲、文字每千酬现金2至10元.艺术照片或图画每帧酬现金5角至10元;乙、每篇或每帧酌酬上海银行礼券或本杂志：尤有关系之文稿及艺术照片图画等特别从优议酬。

　　《太白》第1卷第6期(1934年12月5日)：

　　文稿一经登载，每千字奉酬现金2元到5元。

　　另据作家茅盾、编辑俞颂华等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判定在20世纪30年代，千字2元至3元是最通行的稿费标准。

　　02

　　每月二十元可维持基本生活

　　1932年，徐铸成担任《大公报》特派记者兼驻汉办事处主任。据他回忆，当时白米3元一石，鸡蛋1元可买120个。那时他“除薪给贰百元外，又兼为沪、宁两家报纸发新闻电，共为百元。加上湖北分馆之津贴(年有一千余元)，生活颇为富裕”：(《徐铸成回忆录》)

　　徐铸成的工资有过数次调整：1929年秋，他回宜兴老家结婚。一个月后接到报社老总胡政之来信，说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报社决定调他到天津工作，月薪改为70元(此前改任记者时，月薪已由20元升至40元)。这样，“可以勉强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徐铸成开始做记者是“半工半读”的.到1930年他才大学毕业。

　　据孔昭恺回忆，《大公报》采用的是“高薪政 策”。比如，老总级人物像胡政之、张季鸾月薪各300元。以此为前提，报社要求自己的编辑记者们，不许在外面有兼职，也不许拿其他的钱(指灰色收入)。孔本人“这两年一直加薪，到1933年是140元”。(《旧大公报坐科记》)

　　胡政之(右二)、张季鸾(右三)1939年合影

　　上述这些都堪称高薪的例子。一般认为：在当时如果每月收入20元，便可以维持基本生活了。比如：

　　1934年11月30日.鲁迅在内山书店初次会见萧军、萧红，并带他们到白俄咖啡馆，便是当场给了他们20元生活费。

　　1932年，夏衍、钱杏屯、郑伯奇应约担任明星电影公司的“编剧顾问”，对方给他们的报酬是每月付“车马费”50元。

　　1935年，经周建人介绍，杨荫深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他被安排在出版科校书股，主要工作是和另一位同事编《出版周刊》(商务对外宣传本版图书的刊物)。那时，新进员工必须经过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馆中为我加工资5元，我已心满意足。”

　　1935年3月，郁达夫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唯命论者》，主人公的月工资是38元6角——他是一位有二十多年教龄的小学教师。

　　这一时期，图书稿酬大约有三种基本支付形式：

　　(1)固定稿费，一般按千字为单位计算;

　　(2)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

　　(3)买断版权，又称“作价购稿”。我们今天沿用的基本上仍是上述三种形式。不过那时，按惯例一般每年在“三节”(春节、端午、中秋)核对实际销数结算。

　　上海当时的版税标准一般在10% -25%之间。例如，1921年泰东图书局答应郭沫若的版税是10%：胡适在新月社自订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北新书局支付鲁迅著作的版税一般是20%，甚至达到25%。而商务印书馆为梁启超定的标准高达40%。

　　03

　　1927 -1937年间物价较稳定

　　1927年前后，夏衍有过一段靠译稿为生的时期(经朋友介绍，他给章锡琛的开明书店译稿)。他每天一大早便起床，并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译2000字。当时翻译稿费大约是千字2元.这样每月他就可以有120元的收入。

　　夏衍，中国近代著名文学、 电影、 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 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代表作：《狂流》《春蚕》《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包身工》《祝福》《风云儿女》《考验》

　　1929年，26岁的钱歌川从长沙来到大都市上海“闯天下”。经开明书店总编辑夏丏尊推荐，他进入中华书局，初任编辑即拿到了120元的月薪。而当时，中华书局一位叫吴铁声的职员，当时的岗位是缮校，月薪才25元：吴本人除去房租5元，寄家里10元，剩下的10元尚可以维持个人开销——由此也可推算出当时的物价指数。

　　著名学者、翻译家何兆武(主要译著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出生于1921年,1937年秋天在他离开北京时刚满16岁。据他回忆：抗日战争以前，一个学生每月的生活费10块钱左右就够了。在学校吃饭能有五块多钱，一天三顿就吃得不错，即：吃细粮不吃粗粮，菜的质量也还可以，至少保证你吃饱，不限量。何的父亲是一位中级技术人员，每月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当时，一位小学老师月薪大概30块钱，资格老的话可能拿到四五十块：著名中学的老师(比如何所在的北师大附中)一个月能入近两百块钱。而教授的收入能达到300块，甚至500块(比如冯友兰)。再比如胡适，名气大，兼职多，收入更高。1936年湖南省主席何键请他作演讲，一次就送了5000大洋。(《上学记》)

　　甚至从1927年再往前推10年，日常生活开支、稿费标准等也基本稳定。

　　1916年8月，从北京大学预科(三年)毕业的茅盾(原名沈德鸿)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任职。他当时的月薪是24元。满5个月之后即第二年的正月，调整为30元——上浮了6元。据茅盾回忆，当时商务对翻译作品开出的稿费是千字1～2元;只有对林纾(琴南)按千字6元计算。

　　茅盾在1918、1919年先后各增薪10元，为薪达到50元。加上他平时不断给《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等写稿，每月的稿费也达到40元左右。

　　按照商务印书馆的常规，工作一二年可以加薪，5元为度，最高可以达到50元——但那时大概要工作十来年了。也有一进来就达到月薪50元以上的，那都是在社会上做过事，况且本来就拿过较高的薪水。(《我走过的道路》)

　　1921年，从北京铁路管理专门学校毕业不久的郑振铎刚到商务印书馆时，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与他谈到工资，他说，只要60元就行了。初进商务，一般至多月薪30元，郑却不了解情况。但高梦旦笑笑，竟然点头同意。

　　04

　　超低或超高的特例

　　1934年7月，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刊出。不过曹禺没有拿到一分钱稿费，因为刊物当时的经费很困难。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论语》半月刊，能否正常发放稿费都值得怀疑。因为林祖达在担任《论语》编辑之前，便是因为索要稿费才与邵洵美得以相识的。林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持志大学，1936年4月，他的文章《谈谈子路》在《论语》第85期发表，然而左等右等，直到两个月后却既无刊物寄来，也未见到稿费，于是给邵洵美写信催问。邵告诉他“稿费已通知会计处结算”——而该刊上明明写的是稿费应是“每月底发出”。(《沪上名刊——(论语)谈往》)

　　据茅盾回忆，他在协助朱元善编辑《学生杂志》期间，采用学生来稿不寄现金稿费，只发购书券，数额临时填写，从2元至10元不等，凭此券可以购买商务出版的图书。1924年，14岁的费孝通向《少年杂志》投稿，他的第一篇作品《秀才先生的恶作剧》(署名：费北)发表后，得到的便是购书券。

　　但同样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该馆给名流学者梁启超开出的则是天价稿费。 1922年10月7日，梁氏写完《大 乘 起 信 论》，自感“此文颇极得意”。张元济也极推崇，便马上将该文挤进最新一期的《东方杂志》，并通知他，以后他的文章在商务的刊物上发表稿费为千字20元——这是商务从未开过的高稿酬;当时该馆给胡适开的稿费也不过千字6元。这其中，一方面由于梁的声望很高，更主要的是同业竞争(梁的不少高足在中华书局任职)。

　　梁的作品多，稿费高。1925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将近五千元。”商务给梁氏更优厚的待遇是：“自印包售、六折算账、印费先垫。”

　　05

　　“特殊”稿费

　　众所周知，林纾(琴南)是清末民初翻译家中的怪才。他不懂外语，但却不影响“林译小说”风靡一时。林氏一生翻译小说163种，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前所述，商务给林氏开的稿费为千字6元，而当时翻译稿费一般只有千字1～2元。查阅《张元济日记》可以看到，林氏后期的一些译作，或文字过于粗糙，或内容太低俗，张身为高层管理者，有时却不得不亲自动手校改润色。即使最终实在无法出版的，也稿酬照付。即便如此，这位“大主顾”还是写信给编译所负责人高梦旦，说过去十几年来商务支付稿费时，计算字数不够精确;言下之意，希望能给补回一些。高安排实习 生谢菊曾从图书馆借出一整套林译小说，逐字重新计算。谢办事相当认真，重新核算之下，漏算的字数超过10万。于是最后竟又给补发了六百多元稿费。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曾创办“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

　　陈独秀也领到过一笔特殊稿费：1928年上半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氏撰写的《中国拼音文字》想售与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婉拒;但是张元济经与王云五、胡适、傅斯年、赵元任等人商量后，决定赠送给陈几千元稿费——严格来说应称作“退稿费”;不过远比一般作者正式出版的稿费要高。(《出版巨擘——张元济传》)另外，胡适在北大期间，曾在暑假中应邀到商务印书馆“视事”。后来商务送他1000元。胡适“不愿受，力劝梦旦收回，我只消500元便可供这一个半月的费用了”。又说：“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钱。我不过是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见识……我若居心拿钱，便应该守他们的规矩了。”——这笔收入，也可以算作“特殊稿费”吧。

　　本文节选自

　　《再见，老杂志》

　　作者: 李勇军

　　出版社: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细节中的民国记录

　　出版年: 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