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抗疫带有典型的“慢半拍”特点，但又最终采取了与各个疫情国相似的更为有力的措施。这是由于，所有国家面对的是同一个未知而可怕的病毒，防疫措施必然会出现某种一致性。就慢半拍而言，英国的“慢”，太过显眼。

　　对比过去一个多月各个国家抗击疫情的时间线，可以发现：在意大利宣布伦巴第10个小镇“封城”(2月23日)后，英国并没有紧随其后;在美国宣布禁止疫情严重国入境(2月29日)后，英国也没有关上国门;当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法国(3月4—17日)纷纷关闭学校、采取强制性居家措施甚至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时，英国则宣布延迟举行大型体育与娱乐活动(3月13日)，并推出了“群体免疫”政策。至此，英国在采取强制性、全面性抗疫政策的道路上，落在了主要疫情国之后。然而此后，随着疫情的加重，英国却又逐渐采取了关闭学校(3月18日)、关闭餐厅及商店(3月20日)以及限制出行(3月23日)等强制性措施。但这些措施来得有些太晚了。没过几日，英王储查尔斯确诊、英首相鲍里斯确诊、英卫生大臣确诊、英首席医疗顾问自我隔离，就连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不得不站出来发表抗疫电视讲话。截止目前，英国的防疫措施仍旧是较为宽松的。它仍然允许人们在禁足期间每天出门锻炼一次。

　　2020年4月7日，英国伦敦，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座建筑消毒。 新华社 图

　　抗疫涉及政府、民众、市场、社会等多个系统，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所有方面，这使得文化成为一个有效的解释视角。文化承载了一个民族历时弥久的传统与取向，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规约着人们的行为，塑造着一个国民的性格。一个国家的所有方面无不浸于其文化之中，透过文化，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为何英国采取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慢了半拍的抗疫举措。

　　英国人素以理性著称，在许多重大危机时刻，经常表现得异常的冷静。这一形象浓缩在“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句格言中。它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英国新闻部印刷的鼓舞士气的海报。对于英国人来说，生活总是要继续，即便是二战中伦敦遭遇轰炸之际，英国人也要照旧煮茶来喝。这也给人留下“刻板的英国人”的形象。英国人似乎总是不紧不慢、按部就班地做一切事。一件事情，在外人来看，可能已经十万火急了，但在英国人眼中，一切都要按程序来。哪怕战争逼临家门口了，也要等议会吵完了再进入投票环节，然后执行议会决议。

　　冷静与刻板的背后，是英国人务实的态度。“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经常被用来形容英国的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以及外交政策。这也是英国的全民哲学。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英国人并不在乎采取哪种途径，只要能解决当前的一个问题，英国人就不会多走一步，去预设出下一个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因为预设是一种非实证和非现实的行为。因此，英国也很少制定“超前”甚至“激进”的政策。

　　英国人的这些特点由其长期以来的历史与传统所塑造，集中反映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英国近代以来的哲学首先以经验主义著称，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洛克与休谟的经验主义是理性主义式的。不同于笛卡尔思辨式的理性主义，他们强调源于客观观察的经验与观念。这也催生了怀疑主义取向。对他们来说，任何未被经验证明的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是不可信的。英国人也时常对这类事物抱有冷淡甚至漠然的态度。进入19世纪，工业革命、城市化以及庞大的帝国带来的社会的变动，让务实的英国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了社会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由此出现。其代表人物有赫伯特·斯宾塞与赫胥黎。斯宾塞的贡献在于，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指出社会按照进化的原则自我发展。它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表现是残酷竞争。赫胥黎则在斯宾塞的理论基础上做了一定的修正，融入了约束恶性及无意义竞争的伦理道德，但他仍然承认“适者生存”这一残酷事实。

　　即便这些哲学思想早在17—19世纪就已经产生了，但在英国的抗疫中，我们仍时不时地能看到上述思想带来的影响。面对一种尚未被人类完全掌握的新型病毒，英国人(还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都认为这只是一种流感，而根据他们面对流感的经历，他们认为，自己无需过于紧张。尽管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逐渐采取了关闭学校等措施，但英国人根据本国的病例数，以“实证”的态度得出了尚且无需采取这些措施的结论，也不做任何预防。“群体免疫”说出台后，英国开始采取优先保护老人的措施，隔离老人。这多少带点赫胥黎修正版进化论的色彩。英国采取的各项政策也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特点。只要能以鼓励的方式，让民众呆在家中，政府就不会提前制定强制措施。只有当这项措施没有效果时，政府才会出台强制措施，而这种强制也是逐条逐步采取的，并非一刀猛切。首相告诉人们，每人每天还是可以出门锻炼一次的。在整个过程中，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最近一次针对政策的质疑是在4月5日。英国一些研究机构指出，关闭学校可能并不会抑制疫情的扩散。(然而，这项研究本身也受到了质疑。)

　　英国慢半拍的抗疫背后，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传统。在权力切割上，政府承担更少的职能，拥有更小的权力，社会则发挥着更多的作用。这种治理逻辑的背后是自由主义的观念。在自由主义的教条中，政府越小越好，越不干预市场越好，社会也自有其发展规则。小政府的治理理念也遭遇过严重的挑战。在1929年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理念逐渐被修正，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国家干预占据了主导。政府职能得以扩充，福利国家、国有化企业也随之而来。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及西方世界又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这一理念要求政府退出国民经济生活领域，也抨击了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建立的公共服务体系。英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就经历了持续的商业化改革。总之，新自由主义释放了英国长久的自由主义传统，人们再次回到了依靠市场与个人的年代。

　　在小政府的治理模式下，社会具有重要功能，但社会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个人的理性与自觉以及各类团体的自治意识。这与英国人的自由观有很大的关系。英国人常以他们拥有的自由为豪，但这种自由并不是个体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无拘无束。相反，其受到法律、规则、习俗的约束，还应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每人既然受着社会的保护，每人对于社会也就该有一种报答，每人既然事实上都生活在社会中，每人对于其余的人也就必得遵守某种行为准绳，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的权利与义务观念根深蒂固。到了危机时刻，政府以赋予个体更多权利意识的方式让个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社会的潜能也得到最大化的释放。这种能力与社会氛围需要民众长久的实践，才能成为一种惯性，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意识。　

　　2020年3月24日，英国伦敦海德公园内的游乐场贴出关闭的告示。新华社 资料

　　在英国的抗疫中，我们频繁看到这样的现象：除了运用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而采取的措施外，政府做的最多的就是鼓励、引导、劝说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不同组织的人们各尽其能(居家不出门，也是一种贡献)，以应对疫情。英国首相不断号召企业生产急需医疗物资，呼吁企业不要裁员，呼吁房东不要驱逐租客，劝说民众“居家、保护NHS、挽救生命”，招募志愿者(计划招募25万，实际报名60余万)，并号召慈善机构采取行动。英国的一些大学更是在政府决定关闭学校之前就提前进入网上授课阶段。这些措施并不带有强制性，完全依赖于个人与团体的自觉。而从结果来看，大部分英国人都能够响应政府的建议，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减少不必要外出，一旦有症状先打电话联系家庭医生而非前往诊所。不过，凡事皆有另一种情况。英国也有对政府的建议置若罔闻者。对于这部分人，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了。那些不听从劝告的人们，将被处以罚款。

　　可以说，英国的抗疫是十分保守的。保守与人们通常认为的“落后”不是一个概念。保守是英国人的一个典型特征，英国也可被称之为一个保守的国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拒绝变革。比较恰当的说法是，英国的保守主义不是一种绝不允许变革的保守主义。英国历史上不乏重大的甚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变革，但因为保守主义的存在，这些变革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发生。例如，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成年男性与女性通过多次议会改革，逐步获得了选举权。“最后一刻”往往是一个临界点。这时，保守的一方会退却并接受新的变革。因此，英国的变革也很少以非常激进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当变革发生之后，保守的一方又转而捍卫变革，因为变革已经成为新的应该去“保守”的事物。保守的真正含义是“稳重守成”。这种思想在许多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政治家那里有过非常丰富的阐述。例如，保守党政治家休·塞西尔就写了著名的《保守主义》一书。关于保守与变革的关系，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以正确的比例来调和二者，既不过分大胆或轻率，也不至于过分慎重或延迟。”可见，英国人的保守更多的是一种对变革的方式、程度及进度的稳重态度，而不是不采取有效措施或拒绝变革。

　　在英国治理新冠疫情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保守主义的身影。英国人似乎总是在刻意保持一个“度”，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少，但也不能多，更不能激进。在限制民众出行方面，英国也并没有立即采取立法的方式，而是先劝说，之后再立法。在规定禁足的日期方面，起初是几个星期，时间到了之后，再开会决定延长几个星期。可以说，英国的抗疫是比别的疫情国“慢半拍”，但如果将英国政府每一次颁布的温和而有限的措施相加，我们就会发现，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似乎并没有比其他疫情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少。在意识到医院床位有限后，与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英国政府也建了新的医院，而在发现医护人员不足时，它也号召退休的医护人员重新返岗。在英首相确诊住院后，英国女王甚至出来发表电视讲话了，威廉王子也志愿加入了抗疫活动中。在决定关闭酒吧、餐厅及商店时，英国政府甚至出台了一项措施，为所有因此而不能工作的人发放80%的工资。

　　英国如此慢半拍的抗疫，让身处英国社会之外的人看得着急，但对英国人来说，他们是在其特有的文化背景之下应对疫情的，英国的民众也基本认可政府的措施。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宝贵的集体资源，尽管在人们面对困难与危机时，过往的经验与传统能够提供一种强大的支撑，人们也能在其中找到应对的智慧与工具，但是，这些经验和传统也同样可能紧紧约束住人们前进的步伐，让人们无法采取更快、更有效的措施。毕竟，英国最终采取的措施仍然是其他国家早已采取过的措施。或许，不到那个最后一刻，英国是不会做出外界所能感知到的重大举措或变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