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尤文图斯、巴塞罗那……这是一份不断增加的“足坛降薪大名单”，那么，这份名单中是否会出现广州XX、上海XX、北京XX等名字呢?

　　同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中超联赛和俱乐部，是否也会降薪?新华社记者近日多方采访，梳理了有关中超降薪的各种声音。

　　俱乐部：痛并纠结着

　　亏到心痛，不愿出头，也不方便出声。这是中超俱乐部相对普遍的心态。

　　收入为零，纯支出——青岛黄海俱乐部总经理孙迪曾对媒体这样形容俱乐部近期的状态。“联赛不开打，招商赞助就举步维艰，就很难很难，然后球票包括方方面面的售卖也都是停滞的。所以说俱乐部原本还可以有一些收入，现在就为零，真的纯支出了。”此外，许多外援、外教由于疫情原因还没归队，但俱乐部依然需要支付酬劳。

　　这也是中超俱乐部面临的共同困难。

　　尽管如此，不少中超俱乐部在接受采访时都表态暂不考虑降薪。一支传统劲旅就表示：“暂时没有具体的降薪想法和方案，回头跟球员一起商量一下。”

　　某中小俱乐部负责人进一步指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降薪问题，新赛季还没开始，特别是有保级任务的俱乐部，如果球员因为降薪问题出现抵触情绪，比赛失控，那就得不偿失了。”

　　还有俱乐部分析，是否降薪要看疫情发展态势，要看对赛事的整体筹划，薪资和赛事的开展程度密切相关;不建议强行推进，也不建议对工作人员薪资进行大幅调整;降薪是整个职业联赛需要统筹考虑的事情，“如果说是俱乐部自发的单方面行为，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另一支近几年冲超成功的俱乐部虽然表态“倾向于降薪”，但又提出，还是要看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政策，如果有，俱乐部会参照执行。

　　有俱乐部更是直言：“各俱乐部都在观望，问题是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出头。”

　　有消息称国际足联将于近日出台关于降薪的建议，中国足协方面则还没有公开发声。一位足协内部人士表示，最近可能要组织俱乐部管理层和球员代表一起商讨，“个人建议先设一个保底，有一个基础保障，剩下的工资按照比例，比如今年联赛恢复了100%那就发100%，70%就发70%”。

　　另一名足协相关人士也对适当降薪表示赞同，认为具体措施应因人、因俱乐部而异，“但最终还是要由俱乐部去做，协会去呼吁或者要求可能都不太合适”。

　　球员：中欧应有别

　　作为可能的利益受损方，球员怎么看?从新华社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不少国内球员并不太愿意接受降薪，但他们也不愿意公开表态。

　　一名老牌俱乐部的队员表示：“俱乐部还没聊过降薪的事，但都不希望降薪。”

　　武汉卓尔队的艾志波算是少见的公开发言的球员。他在社交平台主张减薪应“中欧有别”——中超俱乐部营收不主要靠转播分成和俱乐部周边，疫情短时间内难以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欧洲球队球员都放假回家了，而中国球员大多仍在集训;合同中相关条款不健全，降薪缺乏法律依据。

　　的确，中超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俱乐部受停赛的冲击不同于五大联赛。足协曾公开的一份职业俱乐部财务成本分析显示，2016赛季中超16支俱乐部总收入70.82亿元，亏损39亿多，收入64%来自商业赞助。

　　至于艾志波列举的第二点，大多数人仍坚持训练，也是很多球员反对降薪的理由。有球员就表示：“从去年12月起一直跟随着俱乐部训练，按时出勤，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此外，据其他媒体报道，也有球员认为适度降薪可以理解，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如果不降薪，还能不能支撑得住?如果说降薪能够让企业运转得到缓解，那么接受降薪就是与俱乐部共患难吧。”

　　球迷：薪资早就该降

　　因为中国足球成绩的落后，民众直接看到的，是落后的水平和高昂的薪水之间的对比。

　　在球迷之中，综合网民评论以及记者的采访，主流声音倾向于“该降”，且“早就该降”。

　　在PP体育及网易发起的投票中，均有九成多球迷支持降薪;在微博投票里，71%的人认为应该降薪，16%认为需要看具体损失。支持者的观点是：“没比赛就要减收入”“和疫情没关系，本身就应该降”“正好是个全面降薪的契机”。

　　中超球员身价虚高问题早就存在。在“体育情报”网站发布的2019年全球体育薪资调查报告中，中超以120.7万美元的平均年薪排名足球领域第六，仅次于五大联赛。足协在2018年底出台“四大帽”政策，对俱乐部薪酬等进行限额。

　　足协内部人士坦言：“如果是趁这个机会把薪酬标准调下来，对于中国足协下一步推行降薪政策可能会有一定帮助。”

　　除了高薪引发的关注，还有球迷认为疫情期间降薪意义不大。“欧洲降薪考虑的是降低运营成本，避免亏损，中超有不亏损的吗?”

　　也有人反对：“因为母公司体量大且投资中超原本就亏钱，所以不应该减薪，这是‘流氓逻辑’。”

　　部分球迷指出，在球员坚持训练的情况下降薪有失公平，如球迷侯洁玉认为：“日常训练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何况联赛后面还会恢复。”但也有人表示当下经济不景气，球员应体谅。球迷赵诚则说：“设身处地地想，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没比赛打就应该降薪。”

　　一名国安球迷预测：“应该降薪，但我认为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大规模发生。既然企业更多是为宣传自己而不是赚钱，那没必要为了几个月的薪水和球员撕破脸。而且入籍球员也一起降吗?”

　　专家：呼唤联盟，共度时艰

　　“俱乐部和球员，在劳资关系上可能有一些对立，但总体来讲，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总裁张庆说。

　　他认为，从俱乐部购买的角度看，付给队员的薪资是通过出售竞赛表演性产品来获取转播收益、门票、赞助等，若赛事缩水，收益必然缩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适当的降薪是合理的，而且作为球员也可以表达这样一个姿态。”

　　体银商学院联合创始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安寿志也赞同“共同体”的观点，表示：“鼓励球员适当考虑俱乐部受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与俱乐部共度时艰。”

　　但降薪最终能否发生，两位专家都觉得说不准，毕竟中欧足球生态逻辑、谈判机制等都有不同。

　　张庆认为，俱乐部会慎重考虑，“中国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严格意义上按照一个投资生意去经营，所以疫情之下不会单单从收益成本损失的角度去考虑，还要考虑决策出来后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还有媒体人指出，对不同俱乐部要分别而论，一些中小俱乐部普通球员的薪资可能并不高。安寿志也提示：“一些因财政困难已存在对球员拖薪或欠薪情况的俱乐部，如果贸然提出降薪，可能会激发原本已存在的薪资矛盾。”

　　降薪是个复杂的决定，如果最终施行，协商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位受访对象都提到，当前缺少一个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机构，疫情下更加凸显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中超联盟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就实际情况来说，安寿志介绍，如果球员合同有约定不可抗力或时势变更的条款，俱乐部和球员可按照约定进行调整;如果没有约定，则应当按照友好协商的原则进行沟通。他还建议明星球员发挥表率作用，俱乐部管理层也可主动降薪。

　　“无论降还是不降，都应当依法进行，各方的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安寿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