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3.8国际妇女节中，我们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女神节”、“女王节”宣传。除去这些词本身具有的商业气息之外，我们也可以直接感受到社会对于女性称谓的改变，而对于一个群体称谓的改变也反映了对于这个群体态度的改变。对于这样的称谓指代，我们或许可以质疑，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可以被称作“女神”、“女王”？而在这些称谓的背后，又存在着怎么样的范式化或理想化的女性形象？

 

相较于较为平面化和单薄的“女神”或“女王”称谓，许多导演在其作品中详细地描绘了他们理性中的女性，但是导演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所作所为在今天的社会是否适用，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角色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析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两位女性角色形象，并讨论导演赋予两位女性角色的不同价值观，最后我将试图将导演的价值观放入当今社会以作检视和探讨。

 

 

《阿甘正传》作为1990年代的经典电影一直被影迷所津津乐道，其中主角阿甘的一生与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相互影响与串联，塑造了个性鲜明，受到众多影迷喜爱的主角阿甘。与阿甘相比，女主角珍妮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角色。珍妮在年幼时受到父亲性侵，为实现自己的歌手梦在夜场裸体驻唱，之后参加黑豹党、反越战等运动，之后更是染上毒瘾，与阿甘短暂重逢后成为服务员生下与阿甘的孩子，在影片最后与阿甘相见并结婚。与阿甘在各种运动和战争中的懵懂和服从不同，珍妮在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后却显得伤痕累累、自我迷失，以至于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己内心的平静。而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珍妮的美好回忆都是与阿甘在阿拉巴马共同度过的时光，另一方面，导演对于珍妮离开家乡后的描写则充斥着混乱、迷惘，与绝望。甚至，在影片的最后，导演试图让珍妮获得解脱和救赎的方式都无法脱离保守的组成家庭，诞下生命的模式。在影片发生的保守的阿拉巴马州小镇，女性的价值依然与家庭息息相关，女性的社会责任仍旧是回馈家庭，而非去社会上追寻自己的梦想或价值。与该价值观最为接近的，是阿甘的母亲。在影片中，阿甘的母亲担负起了将阿甘养育成人的责任，并且努力让这个缺少父亲的家庭变得完整。如果回顾影片，我们会发现阿甘母亲的行为与选择都与阿甘息息相关，包括为了让阿甘可以去正常学校上学而与校长发生关系；换言之，阿甘的母亲很少为自己考虑而作出决定。当然，基于阿甘母亲个人拥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阿甘当兵和外出的那段时间里，阿甘的母亲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导演并不想花费过多的笔墨来讲述那些故事，这也让阿甘母亲成为了被掩盖的角色之一。

 

 

因此，我们会在影片中看到这样鲜明的对比：离开家乡，没有组成家庭的珍妮命运多舛；而一直留在自己家庭的阿甘母亲则收获了众人的爱与尊重。但是，更值得留意的是，作为男性的阿甘则可以在外界社会与回归家庭中自由切换。在战争后回到家乡的阿甘可以选择出海发展捕虾行业，在母亲弥留之际回到家庭而不受到任何“为什么阿甘没有担负起照顾家庭”的指责。在这样的角色塑造和剧情背后，是导演对于某一种“理想”女性行为的肯定，和对于某种女性范式（norms）的建立。对于珍妮与这种女性范式相冲突的行为，导演给予了珍妮相对应的惩罚与污名化，包括将反战团体描写成缺少教养的享乐主义者，最后更是死于艾滋病。结合珍妮早年经历来看，她对于亲密关系，以及家庭的不信任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导演并不打算给予她弥补的机会，于是在珍妮与阿甘组成家庭后仍然安排了她的死亡；另一方面，在影片的开头，珍妮祈祷她可以成为一只小鸟，然后飞离她原来的地方，获得安全。这让珍妮显得脆弱且始终需要帮助，由于珍妮被描写成一个受到欺压与侮辱的角色，导演也剥夺了她通过自己努力获得幸福的权利，在珍妮最迷茫的时候，她需要回到阿甘身边来获得力量；在她生命的最后，她依然需要作为男性的阿甘来给予她安慰。

 

 

在女性可以独立追求个人事业的今天，传统的“女人应该回归家庭”的价值观似乎不再受用。但是，在社会资源进一步被压缩的今天，提倡女性应该“做好女性该做的，做个好母亲、好妻子，不要来社会上和男人抢地盘”的范式似乎又再次冒头。而对于坚持努力工作的女性而言，她们仍然被期望“完成家庭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做家务和照顾孩子老人。可以说，这样的新范式的建立使得家庭不再是以合作的形式存在，而是家庭成为让男性利用社会范式来要求女性行动的地方。当家庭责任与女性相互绑定之后，男性便可以利用这样的固有概念去挤压女性平等权利的空间。而与过去的家庭模式不同，在男性不再是唯一的家庭收入来源的今天，女性也应该要求男性分担一部分的家庭责任。家庭不应该是你强我弱，你弱我强的性别斗争，而应该着眼于相互理解和共同承担。

 

同样，对于将女性视作需要保护的存在也限制了她们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在女性选择某些职业时，社会往往会采取质疑或否定的态度。对此，我们或许看到近日MMA选手张伟丽的态度，在她选择这样一个与传统女性形象截然相反的职业之后，许多人在认可她的实力的同时也表示她缺少了女性的阴柔之美。这样的评论背后，传递出了男性将女性视作需要保护的对象，而否定其他形式女性美丽的态度。正如同张伟丽所说的，女性可以有很多面，男性也同样可以有很多面；然而社会会选择其中的一面加以强化和巩固，对于试图冒犯这样范式的行为加以斥责与反对。虽然张伟丽的突破和成就为后人作出了榜样，但是我们仍需要意识到，这样的通过自己努力获得超越性别歧视的女性还是少数。当我们不再对张伟丽这样的“女格斗家”表示出震惊，并尊重每个个体选择自己职业的权利时，我们才是认同女性也是独立、强大且自信的个体，不再需要依赖他人获得成功和幸福。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女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在女性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社会固有“范式”对她们所施加的禁锢和枷锁。与《阿甘正传》中所描绘的社会不同，今天的人们在经济更为发达的社会也应该意识到女性的权利，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女性在社会、工作以及家庭中的自由、权利与义务。